事关嘉谷发展战略的调整，齐政没有马上做决定。
他施施然回到嘉谷总部，才召集公司高层，讨论东北“落子”策略。
“大豆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将养猪场开到东北”不用多讨论，很快就通过了。
众人争论的重点，就在于要不要开发生物质能产业？如果是要，又应该以什么姿势进军生物质能产业？
陈建章作为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的主推者，肩负着说服众人的责任。
“生物质能产业以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有机垃圾等农林废弃物和环境污染物为原料，使之无害化和资源化，将植物蓄存的太阳能与物质资源深度开发和循环利用，堪称循环经济之典范。”
“农作物秸秆是地球上第一大可再生资源。经过我们的初步统计，全国农作物秸秆可收集资源量约为6亿吨，其中废弃和燃烧的至少占了40。”
“秸秆资源的浪费，实质上是耕地、水资源、劳动力、化肥和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浪费。作为一家有志于建立生态农业标准的企业，我觉得嘉谷不能视而不见。”
王昱业毕竟是从能源行业出来的，又是作为公司的负责人，他对于陈建章描述的美好前景完全忽略，直指关键点：“无论产业发展空间再广阔，生物质能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进程中，成本居高不下都是最大阻力。在如今生物质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尚未被完全突破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竞争优势？”
陈建章反驳道：“如何将生物质原材料经济高效地转化为更有价值的生物基材料和生物乙醇等生物能源，是降低成本的技术关键难题。但幸运的是，我们实验室在关键核心技术如原料预处理、酶制剂的研究上，获得了新的突破，能实现生物质资源的高效、高值的利用。”
王昱业摇摇头：“这只是实验室基础研究上的突破，关键技术耦合呢？配套设备研发呢？只有在工程技术上全面突破，才能切实地降低成本。”
“否则的话，生物质新能源目前只能作为主流能源的补充。同传统化石能源相比，其研发和利用成本高企，无疑需要额外的补贴、税收优惠才能赢利或生存。但目前国家在研发、财政、金融、市场等扶持政策间是缺少配套的。”
目前，秸秆气化能源的市场主要受到来自电、天然气的影响。
后两者是居民生活主要选择的能源，由于使用方便，居民依赖程度高。而且两者属于特殊商品，价格是受到国家高度管控的，能享受到国家在财政补贴等方面的优惠。
与常规能源相比，沼气发电、生物燃气配套政策明显不足。
陈建章当然知道成本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是，“只有进入工程应用阶段，才能通过不断的改进，突破技术瓶颈，真正将成本降下来，不是吗？我们已经有了领先优势，不主动投入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完善全套的生产工艺？”
王昱业还是摇头，科学研究就是用钱堆出来的，而钱永远都是不够的。
现在嘉谷也算家大业大，方方面面都要用钱。
将希望寄托在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取得突破的生物质能产业上，反正他是不赞成的。
战略部丁显则是倾向于适度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的，但他也有疑问。
“技术突破上实验室是否有信心就先不说，但目前困扰秸秆利用企业的问题之一是秸秆的长期稳定供应。”
“由于秸秆来源分散且密度低，其收集、储存和运输难度大、成本高，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链条，必然会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这又要怎样解决呢？”
秸秆的能源化利用，肯定是工厂化的生产，因此，秸秆收获后都需要将秸秆搬运到工厂。
但是，秸秆一般质地疏松，不论何种运输工具都是得不偿失。最尴尬的就是，运输费用甚至会在秸秆的本身价值之上。
不过陈建章是有备而来的，当然不会被这个问题问倒：“欧美发达国家收获后的秸秆处理基本上是采用机械化打捆的方式处理。在我国，除了一些大的国营农场，对大多数农村来说，这种方法是无法实现的。”
“但可以参照这个思路，将秸秆就地加工，固化成型为可以实现长途运输的秸秆颗粒，以解决运输的瓶颈问题。”
“这就要求最好有小型便捷的加工设备，集切碎、调质、固化成型为一体，方便农民操作加工。但据我了解，这样的设备是能满足的。”
“最后就是运营模式了，可以由公司向农民租赁设备；或者在当地设厂，就地加工；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法，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齐政一手托腮，兴致勃勃的看着陈建章“舌战群儒”。
应该说，在座的都是精英，看问题的角度十分全面。
齐政承认他们的质疑都是很有道理的。
现在，人们对生物质能产业的看法是“前途是光明的”；再过十年，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又十年后，生物质能产业依然是“潜力无限的新兴产业”。
总的来说就是，永远在路上，前途在远方。
虽然全世界各大国都不惜重金和人力，投入到新能源的研发中；逐利的资本，也如鲨鱼嗜血般闻风而动，争取把握住这场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
但新能源的赚钱机会大多数是倚靠财政金融对行业的支持和补贴，真正能把产业做起来的，一个都没有。
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