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掌政后一直希望建立其依法治国的制度，对此‘法外开恩’的道具自然做了番研究。其实所谓的“免死金牌”，是在宋朝开国初太祖皇帝赵匡胤为安抚地方军阀用的招数而已，其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常制，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也随之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
可见即便领了丹书铁劵的人也并非就能都能逃得一死，且是赵匡胤的个人行为，其后再为出现赐丹书铁券的好事发生。而据赵昺所知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
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想想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由此可见宋人的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着听自己训话。而诉讼过程中有点儿像现代司法中，在宣判前‘不能确定谁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以嫌疑人对待，不会出现‘跪讼’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像现代给他们座位的。
这些当然也不是赵昺瞎说，而是有明文规定的。据官箴书州县提纲规定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是：“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见宋朝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
朱熹当地方官时，甚至还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进一步的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
进入庭审阶段，按州县提纲的要求，开庭之际，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也就是说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不过跪讼的制度当下确是在一江之隔的蒙元的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他们那边都是跪着听讼的，所以赵昺以为后世的明清正是继承了蒙元的这项制度，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乡绅，才获得“见官免跪”的特权。而“包公戏”的编剧们，显然是将元明清时期的庭审制度硬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另外我们看“包公戏”或“包公案”小说，还会发现一个细节：人们到开封府诉讼，不管是大案小案，还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个人审理，仿佛偌大一个开封府，只有包青天一个法官，加上御猫展昭这个刑警队长领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衙役，再顶多有一个公孙策在幕后赞襄，其他人连打酱油的机会都少。
但实际上，宋时开封府设置有庞大的司法机构，其中的判官、推官、司录参、左右军巡使、军巡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官，都负有司法之职能，他们的主要职权便是审理刑事案与民事诉讼。百姓到开封府告状，通常是左右军巡院受理，开封知府不过是统率一府之公事而已。如果每桩案子都要包公亲审，老包估计早就鞠躬尽瘁了。
其实赵昺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也以为如此，事实上在他掌政琼州的初时也是这么干的，一地主政官员就几乎包揽所有诉讼。这其中自有手下缺乏可用之人的缘故，更多的还是不懂，而随着政局稳定，行朝的迁琼，他才发现宋时已经有了司法专业化的构架，已经建立起一个专业、专职的司法官员队伍来处理司法事务了。
州郡一般会设有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当然一些小州则将州院与司理院合并，只置一个法院。每个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地置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他们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绝。
此外随着各级机构的完善和建立，赵昺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近现代出现的司法考试，其实在宋时已经出现，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