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六月后，江南也进入了一年雨水最多的时候，尤其的江浙地区暴雨接连不断，江河湖水暴涨，虽没有酿成大灾，但也有几处险工出现险情。赵昺一边接连下旨诏令地方统计灾情，发放赈粮，一边令沿江驻军停止对江北的袭扰，转入协助地方抗险救灾，同时派员到灾区视察，督促救灾工作。
赵昺也暂时放下手头的事情，乘船沿运河视察防汛工作，指导救灾工作，在六月底才回到临安宫中，又忙着处理了些紧要的事情，才算喘了口气。可让他失望的是刘黻举荐的陈普称自己已经老迈，且学识浅薄，难以胜任陛下重托，婉拒了出任科学院学监的职务。
不过赵昺很快得知陈普其实并非不想重新出仕，其在刘黻的力邀下也兴致勃勃的入京，但他却没有贸然答应，而是提出要先行考察一番再做定夺，刘黻答应提供方便，且派人陪同其参观了大内匠作坊，军器监所属的工坊及处于筹建阶段的科学院，当然骑兵旅的沼气系统也是必游之地。
没想到本来还颇为自信的陈普在参观完毕后，态度便逐渐暧昧起来，脸上的傲气也变成了丧气。尤其是‘拜读’了小皇帝编撰的几本有关算学的小册子，惊为天人，自己钻研了这么多年的问题，在这里只是最为普通的基础知识，而得知这还只是陛下在十几年前在崖山闲着无事的时候用于教导侍卫的时候，起身望着激荡的湖水言道。
蒙元政局的变动，其实也是赵昺谋划的一部分，看似事情是因汉法与蒙古守旧派的争端，说到底其实还是钱的问题，而这也早在窝阔台为汗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此时只不过是他顺势而为，顶多是放了点儿催化剂而已。
赵昺作为后来者，自然知道元代作为一个异族征服者建立的政权，其吸收了诸多民族的文化，从而导致政出多源，但回回法与汉法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源流。终元一代，蒙元政府除了要竭力保持蒙古草原政权的特质以外，总是力求在回法与汉法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以充分发掘出两者的优势和特长，由此形成了蒙元独特的多元政治格局的历史现象。
因此行回回法还是行汉法是蒙元时代所有君主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元朝统治者无法坚持某个固定的政策，使用汉法还是回法，一般都是根据皇帝个人的好恶或当时实际情况来定，这就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后人认识尤为困难，而这种多元的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态一直保存了下来，终元不变。
忽必烈可以说为蒙元推动汉化的始作俑者。蒙哥即汗位后其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使得忽必烈自乃马贞称制元年就已经接触到了汉文化，他命海云禅师去漠北讲佛法，且问其“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则要求他“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并将自己徒弟刘秉忠介绍给了他。
自此，忽必烈开始储儒养士之道。此后姚枢、赵璧、窦默、张德辉等名士相继进入他的幕府中，他十分欣赏儒学，对儒士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忽必烈掌管汉地以后，又有商挺、许衡、郝经、宋子贞等人先后应诏而至。
随着这些中原人材的加入，忽必烈建立了一个以儒士为主的金莲川幕府，保护并且发展儒学事业。此后他又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称号，表明忽必烈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由中原正统文化支持的中国之主的决心。而金莲川幕府为忽必烈建立元朝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这些儒士不仅积极给忽必烈献计献策，还帮助忽必烈有效地治理了中原汉地，由是其益重儒士，任之以政。为进一步在中原推行汉法取得了经验。儒士姚枢向忽必烈进言：“今天下之广，人民之众，财富之阜，有如汉地者乎？……异时廷臣问之，必悔见夺，不若惟手兵权……则事顺理安”。
姚枢的建议对忽必烈很有帮助，此后不久，蒙哥果然对忽必烈势力的扩张有所怀疑，派遣阿兰答儿钩考汉地财赋。儒士们又策划忽必烈入和林觐见蒙哥，消除了蒙哥对忽必烈的猜疑。在这一时期的中原汉地，汉法派阵营空前强大，回回法在中原地区实行受到遏制。
忽必烈即位以后，“祖述变通”，对原来以草原官制为主的大蒙古国进行改革，逐步建立了一套适合对全国进行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统、至元之初，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这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实行了卓有成效的汉化政策，建元表岁，建构新型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建立了一支杂糅蒙汉军制的武装力量，并仿照中国传统建立礼仪制度。
不过好景不长，汉法派对于言利统统反对，没有更好的方法也不想采取措施解决元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他们与忽必烈的关系逐步疏远。阿合马等回回理财大臣则利用忽必烈的信任，拉笼理财之人，谋取个人私利、贩卖官爵。这些行为与传统汉族儒臣所理想的儒治完全相背，因此受到大部分儒臣的反对。
安童时任首相，能荐用和亲厚儒臣，崇尚汉法，政刑宽平，故有贤相之誉。这些儒士集中在太子真金和丞相安童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汉法，反对理财之臣的政治势力。至元二年到至元六年之间，儒臣支持和辅佐丞相安童，加紧制定完善各项制度，推动忽必烈在行汉法的路线上继续前进，稳定汉法派在中书省的地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