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包黑子是历史上少见的清正名臣了，怒杀从救灾粮弄好处的侄子，这事其实侧面反应了古代社会的黑暗可怕。
与此同时，那些有粮的大户，比如粮商，比如地主富绅，都会趁机屯积居奇，一边搜刮尽民间粮食，一边却是限量销售甚至不售，进一步制造恐慌，让饥饿更严重，粮价飞升，银子就翻几十几百倍地赚到了，和官府心照不宣共同获利......
地主呢还另有目标——土地。
灾年正是趁机吞并土地的最佳良机。
平常没天灾，百姓不缺吃的，手中拥有的土地怎么肯出手卖掉。
地可是百姓的命根子。卖老婆孩子也不会卖地。
灾荒中，地主先和官府、粮商心照不宣，一个尽量晚发粮救济，一个限制售粮，地主则哭穷，地主家也没余粮啊，也是粮食绝产的受灾区人家不是？
饿死，尽可能多饿死人，当然目标包括有地却没粮吃了的人家。
等拖得百姓饿急眼了不惜铤而走险要聚众抢劫甚至揭竿造反，杀头也要吃口饱饭的时候了，这就不能再冷眼旁观了，于是，灾荒中，所谓的各种仁善大户就出现了，流着锷鱼泪仁慈地把自己家”口中节省下来“的粮食周济给百姓，当然是一点点，就是吊着命，让急眼的百姓又看到点希望，瓦解掉抢劫造反要命的凶险，并趁机把必然主动送上门换粮食的土地以最微小的代价吞并了，还赢得了感恩，获得了仁善大户的美名，传扬开来变得更德高望众，形象也更美好而有号召力。
象是差点儿弄死宋江的那位江州黄文炳，他的大地主大善人哥哥黄大善人一类的就是如此发达起来的，就是如此得了大善人之称的。
有句名言：杀不得穷人就做不得财主。
这是地主普遍心知肚明而代代信守的发家秘诀与信念教条。
资本家就更如此了，各种血汗工厂，非法童工劳工.......所以才有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最起码的约束。
所以，移民狂潮中，黄大善人家也一样被抢个净光......
要说的是，无论是异族蛮子，还是本分温顺文明程度高的汉人，在灾荒中，杀父屠母吃掉，烹妻而食，易子而食.......是必然发生的事，最近的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再寻常不过了。
这残忍不残忍？
是不是没人性？
可你能理直气壮地谴责他们吗？
赵岳在这个北宋世界活了近二十年，亲眼见到太多不忍言惨事，最直观深刻地领悟了那句评价：历史本质就赤裸裸两个大字“吃人”。
统治者站在权力塔上以国家暴力维持秩序为手段体面地对国民“吸血吃人”。
国民饿急眼了无奈只能真吃人为食。
随着北宋统治越来越腐/败混乱，官吏行事越来越没了顾忌，大户们就更放开了手脚......这种惨事越是频繁而残忍。
若不是赵岳家当初庸价甚至义务奉献大力推广种子玉米、地瓜、土豆......各种域外蔬菜瓜果，连同发明的便利高效农业机械以及耕种技术全推广了起来，数倍提高了粮食产量，丰富了可食内容，提高了百姓抵抗天灾的能力，不知多少宋人（包括辽夏高丽人等）会惨死在统治阶层利用天灾心照不宣联手故意加剧的灾难中。吃人又算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邓云搞人肉包子，他自己和手下都不吃，杀的是判断为为富不仁者，这里面可能有冤死的，但无辜者比例很小，甚至可能真就没有。出门在外没了平常在熟人在家乡......场合需要伪装的顾忌，大老爷们的本性很容易暴露出来......连同随行奴仆各种嚣张凶横刁钻无理.......不把人当人，别说是见惯各种客人极有眼力劲善能识别的开店者，就是随便一个人也并不难判断过客的为人。杀人取肉怎么也是不对的，野兽的行为，但在这个荒唐可怕时代，邓云的行为非骇人听闻不算不可原谅。
三国曹操的军队、方腊起义、李自成起义、民国大饥荒......都吃过人。要谴责吗？
逼得百姓没活路的贪官污吏、巧取豪夺霸占太多社会资源的各种大户不该死？不该被饿急眼的造反者当食物吃掉？
不能用后世发达文明社会的眼光看待这类事。
这也不是单纯的人性问题。
它是社会问题，直关生存。
身陷那个时代，饿急眼了，人和动物一样不得不吃草啃树皮充饥，泥都可以当饭吃以至于活活涨死都顾不得了，有人肉可吃已经很幸运了，那时哪还顾得上人性不人性？哪还有心思考虑别的。吃是本能下的唯一念头，意志崩溃，神志错乱，看什么都象可吃的，都想试试能不能吃.......哪还有心思象正常情况下那样说三道四谴责或顾忌被谴责。
历史上有太多以人为食的事件。
要谴责只能谴责社会、谴责统治阶层、谴责人其实比野兽往往更贪婪歹毒......对不对？
身处这个糟糕时代，赵岳清楚：象邓云这种违背人性的行为其实也是绿林人物除暴安良的一种方式并信为正义。
宋江自诩文明读书人，但为报复仇人黄文炳解恨，照样也剜心下酒。
这是时代观念的不同。
赵岳更清楚：象邓云这样的变态迟早会暴死。不是报应，而是必露出马脚，触犯了人性底线，为社会不能容忍。
还有，就是食用资源问题。
象邓云这样的贫困开店的，限于这个世界的特权独霸，肉食也稀少昂贵难弄，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