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可能将妻子藏那么久，如果他把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说出来，他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他同意了？”
“很遗憾，他拒绝了。这就怪不得别人了。”
我想问一下，中尉和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不是我可以问的，问也是白问，上尉也不会知道。
“长官，请原谅，我有些不明白。”我把证词放回桌上，鼓起勇气，抬起头，希望自己此时已经足够平静，能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来询问情况。“这份证词，虽然证明傅昭那天没有参加集会，但是他帮助了犹太人，这会不会对他更为不利？”
上尉叼着雪茄，透过烟雾看着我，他可能已经这样看我很久了。这时，他用一种理解、安慰的口吻说道：“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证词里说得明白，中国人当初去的时候并不知道实情，是被施拉科夫欺骗利用的。他是外国人，在我们的军校里没有朋友，倍感孤独，对于施拉科夫的请求他怎么可能拒绝。事后又被施拉科夫威吓，不敢把这事说出去。”
“那他怎么就这么傻，不说就是同性恋？”我明知故问，实则是自言自语，我知道为什么，我是心疼。
☆、第七章 代价（3）
“因为他不是同性恋，所以他不知道同性恋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因为他不清楚我国的法律，他也就无从分辨。他只是恪守誓言，这一点非常像我们德国人，令人尊敬。”
我看着上尉，听着他为昭辩解，我几乎被他感动，几乎要崇拜他了。他是一个多么可敬又可悲的人。对于他的犯人，他从来不会费神去关心他们的生死、疾苦，他只是尽力把集中营管理得井然有序，成为其他集中营参观、学习的样板。而一旦知道某个犯人是被冤枉的，原有的罪名不成立，那个犯人就是个普通人了，也就是个“好人”了，上尉就会本能地为这个“好人”辩解，哪怕他不知道这个“好人”叫什么，甚至连编号都没有搞清楚。这种感情，不知是淳朴还是虚伪？不知是热情还是冷漠？不知道是该鄙视，还是该赞赏？
“马蒂，你知道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最讲道理，最为老百姓着想。政府不会追究一个品行善良而高尚的人的无心之过，加之柏林的关照，你放心，关于中国人帮助过犹太人一事，政府决定不予追究。”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几乎是欢欣鼓舞地脱口而出：“‘柏林的关照’，您是说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吗？”
“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当然不是，是亚历山法尔肯豪森将军。（注：1935年——1938年间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上尉奇怪地看着我。
“亚历山法尔肯豪森将军？”我莫名其妙地重复了一遍。
“听说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军事顾问，是他跟上面打招呼，希望尽快查清中国人的事情。”
不对呀，上尉的说法跟我期待的完全不一样。我为什么这么紧张？不是已经不追究了吗？我还怕什么？“您肯定吗？长官，难道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没有帮昭想办法？”
“你说什么呀？”上尉微微摇头，疑惑地看着我。“我可以肯定中国人的这次获救跟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没有一点关系。我还肯定，你可以全身而退，也要归功于中国人的证词。”
什么证词？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想不明白，教授跟我说，他尽了一切努力，动用了所有关系，来保全昭的性命，洗脱昭的罪行。“不值得！不值得的！”昭难道是说我不值得？我做出的牺牲根本不值得，因为我被骗了，教授根本没有帮他，甚至没有尽全力帮我？我像被雷电击中，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两眼发直。
“看，这就是中国人的证词。”
那张纸塞到我手里。是昭写的字，再熟悉不过，一看就是用那支万宝龙金笔写的。但是……但是……这是昭写的吗？他不会这样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些有力而流畅的圆体字在我眼前模糊起来，跳跃起来，蓝黑色的墨迹变成了红色，渐渐地聚成一片，那一片殷红，殷红的鲜血，正在从下水流走的鲜血，带走了他的体温，他的生命……不！真的是不值得！我在心中呐喊。我不值得你为我做如此大的牺牲！昭！
“你别说，马蒂，那个中国人真是聪明。他一直不说话，当然，他不能说话，我都不知道他是否听懂了，我一直很担心，直到他把这份证词交给我，我简直兴奋地想要去拥抱他。他不仅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而且写得非常真实可信，不可能有人产生怀疑。你看，他的证词跟卡尔的口供完全合拍。卡尔不想认真接受改造，想要依旧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为了达到目的，卡尔向军官、看守们献媚。但是卡尔老了，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于是他想到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年轻，漂亮，具有异国风情，中国人的那种高贵是卡尔没有的，因为中国人不是同性恋。卡尔把中国人骗到俱乐部，灌醉之后藏在那儿，又把申克他们叫去，等他们都喝得醉熏熏了，给他们表演助兴节目……非常好！非常好！”上尉兴奋地叫道，搓着手。“你知道，这样一来，你，中国人，申克都摆脱了干系，罪魁是卡尔。一切顺理成章，非常合理。”上尉在我面前摊开双手，好像要拥抱我。还好没有，他两手重新握起，相互揉搓。“你看，马蒂，这份证词把你的罪名洗得一干二净。你只是去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