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大一会儿，加林就挖了满满一竹篮野菜。
在部队抽水房门口洗这些野菜时，广广问他要这些野菜干什么。
“包饺子。”加林撒谎说，“野菜包饺子特别好吃。”
广广马上赞同了他的观点。补充说，他们广东人也特别喜欢用野菜包饺子。
回到家里，当加林把这些洗干净的野菜放入煮面条的锅里时，又突然觉得心酸。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他的鼻根，两颗泪珠便从他紧闭着的眼角慢慢滑落出来。
从小到大，除了在学校“忆苦思甜”时吃过野菜外，他还没有在家里的饭桌上吃过这种东西。没想到，他师范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了，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后，竟然不得不拿野菜充饥！小时候挖野菜都是用来喂猪，现在挖回来，却是用来喂他自己！
学校的四位领导虽说都没有担任初三年级的课程，但无一例外都参加了初三补课。他们的任务不是教学，而是“带班”。美其名曰维持教学秩序，检查监督补课情况，实际上就是在办公室坐着看报，或者钻进程彩清老师家里去打牌。四位领导轮流值班，每人隔天到学校来呆半天时间，就可以与其他补课的老师们一样领到数额可观的补课费。
有一天，加林去上厕所时，碰到了“带班”的学校会计邹贵州。他随口问了一句：“七月份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呀？”
正在蹲着大便的邹会计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反问道：“你还想领工资？你欠学校那么多钱，扣都不够扣呢！”
加林有些尴尬：“别全部扣了呀！扣完了我吃什么呀？”
“你吃什么？我管得了么？自己去找地方吃呀！你借的那两百块钱，我还是从基建款中抽出来的。连关校长都不知道呢。”邹会计有点儿恼火地说。
加林语塞了。
撒完尿之后，他没有急着离开，站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与邹会计理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我眼下确实有些困难，学校每个月多少给我留点儿生活费，其余的都扣掉也没关系。账，还是得慢慢还嘛。”
“你这不是说胡话么？”邹会计把手里的半张报纸对折了一下，三下五除二地擦了擦屁股，站起身，一边提裤子，一边回应王加林，“我这儿又不是银行！银行贷款可以慢慢地还，但那是要付利息的。学校的钱一个萝卜一个坑，各有各的有途。我借钱给你，本身就违犯了财务制度，属于白条抵库，属于挪用公款。如果上级来检查，我没办法交待。”
听到这儿，加林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了。但是，现实摆在这里，两百元的账债，他和方红梅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够扣。可全部扣了，他们夫妻俩马上就没办法生活。他还计划着暑假期间去一趟武汉，看看在那里面授学习的老婆呢！
人们常说，兔子急了也咬人。明知自己理屈词穷的王加林，不愿意轻而易举地束手就擒，也开始扁担擦屁股——横着来。他一改请求、讨好和低三下四的口气，义正辞严地提出：“钱是我借的，你想怎么扣就怎么扣吧！但借钱的事，与方红梅没任何关系，如果把她的工资也扣了，她肯定会找学校讨个说法的。”
撂下这句话，加林就气呼呼地离开了厕所，留下邹贵州一个人在里面干瞪眼。
回到家里，加林又感觉自己刚才的态度有点儿过分。
当初找邹会计借钱时，别人二话没说，就把那么一大笔钱借给了你，你现在怎么能够在别人面前耍横呢？但是，不耍横又能怎么办？他们夫妻二人要吃饭呀！还有红梅她弟方敬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不能也跟着他们一起饿肚子吧！
我为什么要借钱呢？要是不欠学校的账债，我就不用看邹贵州的脸色，受这样的窝囊气了。
一触及这两百元钱的账债，王加林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他妈白素珍。
小时候想起妈妈时，加林总是双眼噙满了泪水，脑子里是满满的思念，心里交织着温暖、甜蜜和幸福的感觉。而现在想起同一个人，他却两眼射出凶光，周身燃烧着愤怒，认为他妈白素珍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歹毒的女人。
人的情感竟然会发生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真的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惊讶和无奈！那么，加林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对他妈的看法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产生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真的如俗话所说的那样“一斗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他会不会是一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呢？
父母离婚之后，加林虽说判给了他爸王厚义，是在王厚义身边长大的，但他小时候却一直不喜欢他爸，同情和支持的天平，一直倾向于他妈白素珍。他之所以如此爱憎分明地厚此薄彼，与他奶和他妈的教育和影响息息相关。特别是他妈白素珍，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从来都没有放松对他进行“仇父教育”。当然，他爸王厚义同时也在对他进行内容完全相反的“仇母教育”，但两相比较，“仇父教育”明显占居上风。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夺子”较量中，王厚义输得一塌糊涂。
幼儿时期的王加林什么都听他妈白素珍的，而把他爸王厚义的话当成耳边风。
白素珍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就是与儿子保持书信联系。用纸和笔克服时空的阻隔，拉近与儿子的距离，进而牢牢地控制着儿子的思想。让儿子爱她之所爱，恨她之所恨，与她的人生价值取向及爱恨情仇保持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