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电影院大多条件比较差，很多电影院的座位甚至是条凳。不过许望秋他们进的这家电影院条件不错，不但有椅子可以坐，屋顶上还吊着风扇，为观众送上阵阵凉风。不过由于气温高，而且观众多，电影院里依然热浪逼人。
如果光是热倒也罢了，偏偏脚臭味还像生化武器似的不断袭扰着鼻腔。这个时代很多人都穿胶鞋，而胶鞋不透气，营造出来的味道比杨迷的还大。偏偏还有人不自觉，进电影院后偷偷把鞋脱掉。那感觉真的只能用酸爽来形容。
许望秋对此倒是习以为常，熟练的拉起衣领，掩住口鼻，以此防止“毒气”的侵袭。
电影很快开始，等字幕出来，许望秋发现放的是《英雄儿女》。
《英雄儿女》在运动时期不属于禁片，是少数可以公开放映的电影。当然要说没禁也不对，最初是禁片。不过1970年抗美援朝20周年，总/理访问朝鲜，五部抗美援朝的片子得以解禁，包括《奇袭》、《英雄儿女》、《铁道卫士》、《打击侵略者》和中朝合拍的《战友》。
本来还打算恢复上映《渡江侦察记》和《智取华山》，但江卿等人不同意。当时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吴德将恢复上映的报告送上去后，江卿和张春桥责问他为什么要唱对台戏？知道不知道这些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有问题？张春桥还说：“我们有《红灯记》，你们就搞一个《渡江侦察记》；我们有《智取威虎山》，你们就搞一个《智取华山》……”
当电影男主角王文清出现在银幕上时，许望秋突然想起这是著名演员田方，同时也是著名导演田状状的父亲。田状状毕业于78级导演系，此时他应该也在为考北电而忙碌。
上一世，许望秋北电读书时，田状状是导演系主任，主要带研究生，但也给许望秋他们上过课。想到上一世的老师即将成为自己的同班同学，许望秋有点想笑。
再一想，院长张慧君、副院长谢小晶、摄影系主任穆德远等人都是78级的，都将成为自己的同学，许望秋就更想笑了。
《英雄儿女》是一部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抗击美军的故事，主要讲一个师政委跟他失散了多年的儿女在战火中重逢的故事，这一对英雄儿女，一个叫王成，一个叫王芳。他们的故事感动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尤其在6，70这个满屏幕铁姑娘的时代，王芳这个相貌甜美、举止可爱的年轻女战士在一代人的心灵中留下了最为美丽的记忆。
许望秋对《英雄女儿》特别熟，因为这片子是东影厂拍的，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王芳的扮演者刘尚娴都是东影厂的演员。上一世许望秋跟他们一个小区，看到他们要叫叔叔阿姨的。从小到大，许望秋看《英雄儿女》不下百遍。不夸张的说，电影里的镜头他倒背如流。
从电影院出来，许望秋给刘林他们分析电影：“要写影片分析，首先就要确定写作的角度。一部影片可分析的地方很多，很多人一会说影片的主题思想，一会分析剧作结构，一会又分析视听语言方面的特色，方方面面想说，结果什么都没有说透。优秀的影片分析不会面面俱到，一定是抓住其中一两个突出的方面深入地论述。拿《英雄儿女》来说，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向结合的电影，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而来，小说内容简练，以家人团聚为重心，因此故事缺乏战争中戏剧化情节。然而，电影将小说发展成家人分离的故事，继而演绎为自我的迷失与找回，故事被安排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氛围里……”
刘林和顾常卫听了几句，眼睛瞪圆了，不比第一次看《白洁》给他们带来的刺激小。
影片分析课是电影学院的专业课程，刘林他们自然没有机会接触。对他们这样的普通电影爱好者来说，电影什么地方好，电影该如何进行分析，是一窍不通。
刘林、顾常卫和吴知柳如饥似渴的听许望秋讲解，在他们眼里，许望秋不是在讲怎么写影片分析，而是在将他们向金灿灿的大学里引。他们三个如同旱了二十多年的大地，疯狂吸收许望秋抛洒出的知识，恨不得将张然说的每个字都背下来。
听了一阵，刘林好似醍醐灌顶，激动地道：“原来电影要这么分析啊！”
到了一点钟，刘林带着将许望秋他们来到了附近一家面馆吃午饭。面钱是刘林掏的，但粮票还是要自己掏，一碗面要三两粮票。到不是刘林小气，这个时代都是如此。
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粮票是固定的，就那么多，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哪怕到亲戚朋友家吃饭也得交粮票，无论亲戚朋友多亲密，在粮票面前都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
吃过午饭后，许望秋他们在顾常卫的带领下，再次来到电影院。这时候电影院放映的不是国产片，而是南斯拉夫电影《桥》。
1977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应邀来华访问，中共和南共两党正式恢复两党关系。为了庆祝这一事件，南斯拉夫影片开始在国内公映，包括《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影片，在国内掀起一股南斯拉夫电影热。
在运动时期，国内公开上映的外国电影只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越南和朝鲜四国的电影，以及苏联老片子《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尽管这四个国家的电影水平并不算高，但中国从1966年到1973年根本不拍故事片，只放各种新闻和记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