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十洲记》，对于后世道家的洞天福地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启发。
（三）以《搜神记》为代表的魏晋六朝志怪小说
魏晋六朝是奇幻文化和素材积累和沉淀的时期，主要表现是志怪小说的盛行乃至泛滥。这一时期佛教西来，和中国的道教相互交融，再加上社会上普遍流行的鬼神风气，使得宗教、鬼神、怪异成为志怪小说的主要内容。这和之前的地理博物著作有着明显不同，而“想象力”，显然是不如了。
“志怪”二字，最早出现在“齐谐者，志怪者也”（《庄子》）。庄子的想象力很了不起，“庄周梦蝶”就非常富有奇幻色彩。墨家也有《明鬼》一篇，富含鬼神思想，这些都对后世志怪小说的产生极有影响，也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鬼神思想已经较为常见。有人从秦简《墓主记》推测志怪小说秦时即已出现，从而将志怪小说的历史提前到战国末期，也未尝没有道理，只是学术上还没有承认。
年代确定最早的志怪小说是曹丕的《列异传》，但已散佚。最有名的志怪小说，非干宝的《搜神记》莫属。（树下野狐的小说也取名为《搜神记》，其实几乎是两码事。）
干宝，283－351，字令升，新蔡人，时任晋散骑常侍。他撰写的《搜神记》共三十卷，今本二十卷，但确定已非原文。今本中每一卷都有分类，大致每一卷记载着同一个类别的故事，都是社会上比较离奇古怪的故事“实录”。魏晋志怪小说的故事，几乎不出《搜神记》的分类范畴。
在《搜神记原序》中，干宝提出了几个观点，很值得今人思考。一是“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干宝说正史的记载往往都有不同，对于真实的确认，实在是难上加难，因此怎么能说他写的东西就一定不是真的呢？这无疑是干宝在替自己辩解，但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志怪小说家都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他们记载的东西，究竟真实如何。因此有些“认真”的作家会在文后写上“等待那些大有见识的人，来验证这些灵异的事到底真假如何”（“俟诸宏博，验斯灵异焉”——《拾遗记》），这些都反映了作家自身的迷茫。但干宝在真实探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所存者大，所失者小”，认为存在的意义更大。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志怪小说记载的故事真假如何，今天的人都很清楚，但这些即算是假的故事，也能让我们看的津津有味，如果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假的，就放弃记录或创作，恐怕人类的文化就要失去多半了吧？